文/BBC接着Mattew Kenyon 翻译/远风
2010年1月8日，距离在安哥拉举办的非洲国家杯开幕仅剩几天时间。
当时我身在安哥拉的卡奔达省，准备为BBC报道非洲国家杯B组的赛事，还要见证BBC非洲足球先生奖项的颁发，新科得主是科特迪瓦国家队队长德罗巴。
这一日，传来枪击事件的消息，虽然无法确认，但据说是多哥国家队遇袭。消息并不确切，但很明显，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
卡奔达是安哥拉共和国的一块飞地，要前往那里，可以先飞往首都卢旺达，再向北飞到目的地，但多哥国家队选择乘大巴前往。正是这个决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枪击事件发生前的那天傍晚，多哥队球员好好放松了一把，有些球员甚至跑去城里玩——这让教练组非常不满。晚上，球队乘坐大巴将跨过边境线。大巴上的气氛很是自在，球员们相互开着玩笑，这些极具天赋的年轻球员们，期待着迎接职业生涯新的高峰。
在边境线上，安哥拉安保部队加入队伍，将护送他们穿过森林地区——那里是当地分裂势力盘踞的地方——前往卡奔达市。安保部队的到来并没有让多哥队球员提起重视。但很快，安保部队便要为保护多哥队大巴上所有成员的生命而浴血奋战。
这支受到武装护送的小车队从边境动身，沿公路穿过森林。前多哥队中场球员儒尼奥尔-森纳亚回忆了那次旅程，尤其是发生剧变的瞬间。
“跨过边境后，我们都很快活。其中有些人在听音乐，我记得，出发后15分钟，我们听到丛林里传来枪声，当时还开玩笑来着。随即到来的是更加密集的枪击。”
球员们尚未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出现了伤亡。
据森纳亚回忆，遇袭瞬间，多哥队的新闻官斯坦尼斯拉斯-奥克洛正站在大巴上录影，不幸中弹身亡。
另一名球员，前多哥队门将科德约维-奥比拉尔也对那些惊魂瞬间记忆深刻。他的生命在短短几秒间发生了转变，他记得自己也中弹了。
他说：“我听到了机枪的声音，在那一瞬间，我刚想躲起来，但却好像被钉在了座位上。”
“我发现自己的臀部和后背在流血，疼痛袭遍全身。我说：‘我中枪了，救救我，救救我，我想见我的女儿，见我儿子，我不想死在这里。’”
虽然当时受了伤，而且惊恐不已，奥比拉尔还是能够详细地记得在大巴上蔓延开来的恐惧。
他记得助理教练阿梅莱特-阿巴罗在呼救，因为他也中了枪，这位54岁的教练是那次枪击事件中丧生者之一。他记得有名队友曾经接受过军事训练，因此从安保士兵那里要来武器，奋起还击。
球队没能从袭击中脱逃，原因是大巴司机马里奥-阿德约瓦在袭击刚刚开始时就不幸中了枪。
车队被迫停了下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交火究竟持续了多久众说纷纭，但大家都认为至少有半小时之久。
阿德巴约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半小时。
袭击结束后几小时，置身于酒店的安全环境之中，惊魂未定的阿德巴约告诉我：“那可不是一两名暴徒朝大巴射了几枪。”
“我们整整被围困了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我们的大巴被迫停了下来，有人在半小时内持续向大巴射击。你能想象么？说实话，这恐怕是我一生中能够遇到的最糟糕的经历。”
“如果没有安保部队护送，我恐怕无法坐在这里跟你交谈。或许你见到的就将是我的尸身。”
至于袭击是如何结束的——阿德巴约透露是一队四驱车赶到，将球员接走，当时枪击仍在继续，但森纳亚则认为是森林里的暴徒停火之后。
但队员们最终被送往卡奔达郊区的医院，没有受伤的球员负责将死伤的同伴抬进医院。
阿德巴约说：“当我把队友抬进医院时，才意识到这并非幻觉，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看到所有队友都在哭泣，所有人都在念叨着自己的家人，呼唤着他们的名字，呼唤着母亲的名字，哭着打电话。”
“在我看来，那是一天中最糟糕的时刻，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在交代遗言，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难逃一死。”
不久，球队所有成员都被妥善安置，只有两名当地官员陪伴着他们。
只有伤者和死者被留在医院，其他人则步行回到酒店，而且是在没有安保部队护送的情况下。
在此途中，我遇到了他们，我跟多哥队球员们一起回到了他们住的酒店。
同小组的全部4支球队都待在当地的奥运村中，科洛-图雷和两名科特迪瓦队球员前来慰问，因为消息早已散布开来，他们也想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生还者总算能够坐下来吃饭——那已经是傍晚时分，他们从早上开始粒米未进。
席间气氛低沉，没有人说话，而饭后，阿德巴约则带着愤怒，滔滔不绝地向BBC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多哥队遇袭的消息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24小时前，我还能凭借大赛的官方证件轻松走进酒店，第二天，那里就被荷枪实弹的安保人员团团包围。
官员、各个政府的部长们以及非洲足联的代表们纷纷从安哥拉首都卢旺达前往这里，人们希望查清究竟事情的本末、究竟是何人所为以及多哥队为什么决定乘坐大巴前往比赛地——这显然是违反大赛规定的。
枪击事件结束后不久，卡奔达解放组织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该组织始终不愿接受20世纪50年代葡萄牙殖民统治期间将卡奔达纳入安哥拉版图的决定。
该组织又分成几个派系，究竟哪个派系当家作主始终充满争议，但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的目的显然不是抢劫。
另一个问题在于安哥拉安保部队为何与球队同行。如果多哥队没有权利乘坐大巴前往卡奔达，他们为何又是怎样得到安保部队的护送的？是否是这样的武装护送为他们招致了袭击？
并非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清晰的答案，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当时，球员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并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办。
有几天时间，置身于酒店之外的我们并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
据说，有的球员希望继续参加非洲杯，而有的球员则盼着快点回家，两方还因此发生了分歧。
最终，多哥政府做出了决定，他们将整支球队召回，参加死者的葬礼以及全国性的哀悼仪式，这一决定后来招致了非洲足协的短期禁令，理由是“政府干预足球”。
枪击事件发生几天后，多哥队全体成员在严密的安保护送下集体撤离酒店，这次直奔卡奔达机场，就此离开。
但对于经历过这次袭击的人们而言，事情的结果并非那么容易就可以遗忘。
这次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到重伤，其中最严重的是守门员奥比拉尔。
最初有报道称他也身亡了，但那并非实情，他的脊柱、肠子、肝以及膀胱均受了重伤，被紧急送往位于南非的意愿，在那里开始了漫长的恢复过程。
这些年，他先后接受了8次大手术，不得不从身心两方面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奥比拉尔说：“我做了很多事，我很开心自己能够做这些事，我重返校园，接受考试，努力工作，还写了一本书。”
他长时间与需要特殊援助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以足球为媒介帮助他们，现在，他已经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机构，继续这一事业。
在卡奔达，奥比拉尔与原先的生活作别，更险些失去生命，他告诉我们，直到2017年非洲足协主席换届、现任主席哈亚图上台后，他才开始跟这一非洲足球的最高机构进行有意义的沟通。
周二晚间，奥比拉尔被非洲足联授予特别奖，此时距离卡奔达枪击事件已有十年，为的是表彰他在恢复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以及恢复之后给予他人的帮助。
在赫尔格达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喀麦隆传奇球星埃托奥担任主持人，他还是多年来始终为卡奔达遇袭事件受害者提供帮助的球员或前球员之一，此外还有多哥队前队长阿德巴约以及加纳国家队阿尤兄弟，安德列及拉希姆-阿尤也都以国家队球员的身份参加了那次非洲杯。
即便是那些在枪击中毫发无伤的球员们，也因为那次事件面临着重要的挑战。
森纳亚，2006年随多哥国家队完成世界杯首秀的球员之一，在事件发生时只有25岁，但他的足球生涯却在那一天之后就此结束。
他表示：“那是严重的心理创伤，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翻转。”
“我真的无法恢复……我发现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踢球，因为我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他目前正在学习教练课程。
虽然那次事件仅仅持续了半小时，或许再长一点。而它究竟为何又是怎样发生，仍然是争论的焦点。
但没有人能够否认，10年前在卡奔达那次短短的大巴之旅，给多少人带来了创伤。
